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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粉丝认为名人拥有神一般的特质,而其他粉丝则在名人身上看到了萨满巫师的精神,因为这些粉丝体验过名人唤起、、、
时间:2015-07-15 08:32来源:雨滴 作者:阿百川翻译公司 点击:
名人崇拜经常被公开指责为暗含奴役、虚假意识和“邪恶”之意的偶像崇拜。在更日常的意义上,名人崇拜还被等同于琐屑和浅薄。粉丝和名人的关系无疑常常涉及非同寻常的、单向的情感依赖,在这种关系中,粉丝将强烈的正面情感投射到名人身上。着迷的粉丝参与了与名人的想象性亲密关系。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中,这种关系有可能成为婚姻、家庭和工作等真实关系的替代物……一般来说,名人是一种想象性的资源,粉丝在人生中遇到困难或取得成功时,都可以借助这种资源寻求安慰、智慧和快乐。但我们可以斗胆说,在崇拜的表面下总是暗藏着憎恶,因为粉丝与名人融为一体的渴望注定要失败……  “准社会互动”(para-socialinteraction)一词指的是通过大众媒介而非直接经验和面对面的会面构建起来的亲密关系。这是一种二级亲密形式,因为它源自媒体对于名人的表征,而不是实际的亲身接触。然而,当社会中多达50%的人口都承认有亚临床的孤独感时,准社会互动就成了寻求承认和归属的重要方面。名人为那些生活乏味、抑郁不得志的受众提供了特别有力的归属、承认和意义的肯定。名人文化中的一种特殊张力是,大众与名人在身体和社会方面的距离可以通过大量媒介信息得到补偿。这些信息包括粉丝杂志、新闻报道、电视纪录片、访谈、通讯简报和传记,它们将名人人格化(personalize)了,使其从一个遥远的陌生人变成了重要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这种张力不可避免地与宗教信仰有类似之处,粉丝赋予名人的神奇而卓异的力量也强化了这些相似。某些粉丝认为名人拥有神一般的特质,而其他粉丝则在名人身上看到了萨满巫师的精神,因为这些粉丝体验过名人唤起其深厚情感的力量。  
 
一、萨满教与名人
 
比较性宗教和萨满教的人类学研究表明,所有文化都拥有仪式、神话、神形(divine form)、圣物、象征、圣人和圣地。这其中的每一个范畴都依附于一种独特的形态学(morphology),这种形态学将经验组织起来,为某类行为和体验赋予神圣和卓异的意义。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形态学确立了接纳和排斥的原则。事实上,所有的宗教体系最终都是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世俗社会,神圣性丧失了与有组织的宗教信仰的意义关联,开始依附于那些成为崇拜对象的大众媒介名人。名人经常和魔法联系在一起,他们被认为拥有治愈疾病和打开天眼的能力。摇滚音乐会能够如某些巫术仪式一样,让观众狂喜和昏厥。  
 
为了将随后详述的萨满教和名人之间的关联语境化,有必要再多说一点神圣的特性和巫术的历史。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神圣形态学的内容是千差万别的。但它们也分享了一些重要的共同结构特征。这些通常被表达为某个宇宙物质碎片中的神圣显现(manifestation)。这种显现要么是人格化的,即以某个特殊的人的形式出现,要么是去人格化的,以自然物体或文化制成品的形式,如河流、岩石或环状列石。不管是哪种情形,这种显现都是强烈的(偶尔还是压倒性的)认出、敬畏和讶异情感的焦点。  
 
历史学家托马斯(Keith Thomas)曾详细叙述了英国巫术的兴衰历史。巫术曾在中世纪盛极一时,那时的男巫和女巫都被普遍认为拥有治愈和让人心醉神迷的能力。城市工业化的发展以及科学的兴起,共同削弱了这些民间迷信。但无论是清教革命还是科学革命都没有办法彻底根除它们。唯灵论和新世纪(New Age)信仰在当代的流行,都揭示了反科学主义情绪的力量,以及民间对巫术和神圣的持久信仰。如果说有组织的宗教已经衰落,唯灵论对于自然、对于世界上不可分割的正邪斗争的坚定信仰,则抗衡了这种衰落。  根据人类学家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观点,几乎所有的宗教都会假定天神和天人的存在。人类经验通常被划分为三个领域:上天、大地和下界。男人和女人是属于大地的,但宗教礼仪所提供的通往上天或下界的旅程,为他们的生命赋予了更高的意义。绝大部分宗教都可以在结构上简化为上升(ascent)和下沉(descent)仪式的混合体。朝上和朝下的旅途都和狂喜的体验有关。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这种狂喜形式解释为一种越轨功能,即打破道德和社会常规的、有意识的欲望和行为。越轨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普遍特征。它是焦虑和好奇、禁止和愉悦的来源。前往上天或下界的旅行具有内在的越轨性质,因为它牵涉到进入尘世生活中甚少可见的领域。通过刺穿禁止和宗教仪式的面纱,个体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并体验到狂喜。旅行则有一个不同的目的。进入下界能够让活人和死者取得联系,死者理论上是无所不知的。通天的旅程则让人更接近统治大地的神祇的不朽知识。这些旅行为人们提供了无法从尘世的探索和反思中获得的知识。下界是有关过去的知识的所在,这些知识能够阐明当下的情境。  
 
巫师和巫医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质。他们都或因血统、或因印记(stigmata)而被神灵选中。印记有可能是身体的丑陋和畸形,或精神错乱、失常等神经心理疾病。巫师和巫医都被认为拥有美拉尼西亚信仰系统中所谓的法力(mana),即属于某些活人的神秘而积极的力量,死者的灵魂和所有的神灵也有这种力量。法力能够让个体主持拜神的仪式,协助上天和入地的旅行。  
 
升天仪式通常涉及祭品,一般是一只动物。祭祀让被宰杀的牲畜的灵魂得到解脱,巫师则陪伴灵魂踏上升天的旅程。升天仪式还经常包括爬山、爬树之类的身体运动。进入下界的仪式要求巫师装扮成死人,常常通过形销骨立的斋戒或象征性埋葬的方式,也有通过烧灼或割伤等自残形式。  宗教仪式通常包括以戴面具的方式来宣布自己是某个神灵(祖先、神话中的动物或神)的化身。萨满教的降神会是围绕奇观和例行程序(routines)的打破建构起来的。走绳索、玩火技等魔术技艺、麻醉药和酒的食用、衣着举止的一反常态,扰乱了关于尘世秩序的集体意识。用伊利亚德的话说就是:  
 
魔术技艺的展示揭示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属于神和魔术师的奇妙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一切都似乎是可能的,死人复生,活人死去只是为了再活一次,人能够在瞬间消失和重现,自然法则遭到废弃,某种超人的“自由”得到例证并光彩夺目地在场……萨满式“奇迹”不仅确认和巩固了传统宗教的模式,它们还激活了想象,摧毁了梦想与当下现实之间的阻隔,并打开了通往其他世界的窗户,神、死者和精灵就居住在那些世界里。  
 
萨满式奇观是与启示和重生联系在一起的。奇观的表面目的是获得社会的重新整合。巫师作为一个拥有越轨能力的人物在部落中鹤立鸡群。这是因为巫师拥有变换存在(being)的不同集体强度的能力,并通过狂喜之旅的隐喻和体验使超越(transcendence)成为可能。  
 
二、宗教、集体欢腾和名人  
 
我们能假设名人文化和宗教之间的联系吗?毕竟,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其对宗教的经典研究中提出,宗教仪式既将社群的神圣信仰系统圣化,又为“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提供了一个出口。他的研究结果先于后来人类学家的发现。集体欢腾指的是民众的兴奋、狂热甚至狂喜的状态。涂尔干认为,道德个人主义的增长必然会降低有组织的宗教的意义。但因社会平衡要求与例行程序的结构性分离,国家就必须承担起组织一系列周期性的世俗节日的责任,在这些节日里,集体欢腾得到了释放,集体生活的纽带重新获得了肯定。  
 
涂尔干关于有组织的宗教必将衰落的预言被证明是准确的。但他关于国家应该增加世俗节日数量的提议却从未实现。诚然,20世纪的世俗节日确有增加,但它们极少采用有组织的集体欢腾的程序化形式。除了除夕之夜、法国国庆日、四月斋前狂欢节的最后一日(Mardi Gras)等显著例外,假日通常被解释为和伴侣、孩子共度的时光,而不是与他人重塑一种道德生活的机会。  
 
世俗化的论点有效地让我们注意到宗教的去管控化和去制度化。但它夸大了宗教被科学和法理型(legal-rational)思想体系替代的程度。宗教信仰显然已经围绕自然和文化进行了部分重构。比如,观赏性体育、动物保护运动和各种生态运动都明显地激发了强烈的、带有宗教特性的集体欢腾。也就是说,它们复制了清晰的接纳和排斥的原则,它们对超越性的精神信仰和原则忠诚不渝,它们辨识了神圣和亵渎的价值观。因此,宗教和消费文化看上去出现了相当大的融合。对我们而言,决定性的问题是融合的程度。  
 
盖伯勒(Neal Gabler)假定,信仰上帝和崇拜名人之间存在着一种“道德等价”。这样,他就提出,名人文化是世俗社会对于宗教和魔法之衰落的应答。名人文化现已无处不在,它确立了文化关系得以建构的主要脚本、呈现道具、会话规则,以及其他原材料。盖伯勒的研究表明,与其说消费文化和宗教发生融合,不如说消费文化单方面接管了宗教,商品和消费文化成了归属、承认和精神生活的关键所在。这个观点站得住脚吗?  
 
神学家们主张宗教是我们的“终极考量”。它的意思是,宗教处理了人生在世的根本问题。即便传统的、有组织的宗教在衰退,这些问题并没有消失。1960年代以来,唯灵论和新世纪信仰的复苏表明,这些问题在文化中仍然占据重要位置。名人文化作为例行化生存的舞台背景,其重要性正与日俱增,这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后上帝”(post-God)的名人现在是组织世俗社会中的承认、归属的顶梁柱之一。  
 
三、名人圣物箱与死亡仪式  
 
宗教信仰、实践与名人文化之间有许多令人瞩目的相似之处,这强化了宗教和名人之间出现了可观的部分融合的假说。在世俗社会,粉丝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名人文化的圣物箱。从粉丝的立场看,圣物箱背后的组织原则总是为了缩小粉丝与名人之间的距离。从好莱坞的最早时期开始,就有报道说粉丝求取电影明星用过的肥皂、嚼过的口香糖、抽过的烟蒂、擦揩口红的纸巾,甚至包括影星家草坪的一叶草。人们不禁怀疑,还有多少未经报道的、粉丝在名人的垃圾筒里寻找被扔弃的名人附属品的事件发生。  
 
人类学家观察到,祖先崇拜和死者崇拜是亚洲和非洲的萨满教的突出特征。死者的遗物通常构成了成年仪式(initiation)和崇拜仪式的一部分。美拉尼西亚人相信死人的骨头拥有法力,因为灵魂存在于骨头里。他们还相信巫师的排泄物也包含了力量,因为它将身体里的法力外在化了。基督教徒也相信圣人的血液、汗液、头发和精液拥有治愈的力量。对圣人遗骨和遗物的保存是宗教实践的普通特征。  
 
在世俗社会,名人圣物五花八门,既有安迪·沃霍尔的破烂收藏品中的物件,也有杰奎琳·肯尼迪的财物,还有戴安娜王妃的衣服。每一件物品都价值不菲。沃霍尔收藏的斯沃琪牌手表,原价不过40美元,但却可以卖到数千美元。肯尼迪总统的高尔夫球棒被卖到了77.25万美元(是苏富比拍卖行估价的858倍);他的摇椅卖到了45.35万美元,苏富比的估价仅为3000到5000美金。  粉丝特别渴望名人的签名和签名照,尤其喜爱那些向粉丝传递了“个人化”讯息的签名物品。硬石连锁餐厅在其各个分店轮流展出摇滚明星的纪念物。汽车、衣服、鞋子、床和吉他等名人遗物被视为珍宝。名人故居通常如圣殿一般被保存起来,当这些房子在市场上出售时,也会因名人的关系而价格上涨。在“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粉丝看来,访问雅园(Graceland)、猫王在田纳西州的故居,就如同基督徒的朝圣之旅。每年去那里的游客多达75万人,远超每年参观白宫的总人数。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亚伯拉罕·林肯和伊娃·贝隆等人的故居也具有类似的偶像地位。如果说只有怪人才把猫王当作圣人,他的粉丝却普遍相信他有重生的能力。猫王于1977年辞世,此后仍然经常有人声称看见了他。大量著述都致力于证明猫王的去世只是一个精心策划的事件,这些著述甚至构成了名人文学的一个亚文类。  
 
埋葬名人遗体的墓地也是一个广受欢迎的旅游地。如同容纳圣人墓地的大教堂曾是流行的朝圣之地。巴黎的拉雪兹神甫公墓、伦敦的海格特公墓、位于洛杉矶的好莱坞公墓和维斯特伍德墓园都是一些人气最高的参观地。海格特公墓现在甚至还收取门票,因为女作家乔治·艾略特、演员拉尔夫·理查逊(Ralph Richardson)和卡尔·马克思的墓地都在那里。公众的付费参观证明,死亡并不能阻碍名人的商品化。不过这和洛杉矶的好莱坞纪念公墓(俗称“好莱坞英灵殿”)的产品创新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好莱坞纪念公墓是鲁道夫·瓦伦蒂诺 [……]等大批明星的长眠之所。1990年代,该墓地因濒临破产而易手,此后它被重新命名为“好莱坞永生公墓”,并作为明星的英灵殿推向市场。如今在这片60英亩的公墓里,廉价墓穴的价格是637美金。服务内容包括在葬礼过程中,在一个大屏幕上播放特制的死者录像带,该录像带收录了家庭录像带的精华。靠近好莱坞明星墓地的高端墓穴,价格则高达5000美金。这些举措使好莱坞永生公墓的财政状况得到了彻底改观。自从开展营销大战之后,葬礼的数量已经增长了20倍。  
 
好莱坞永生公墓为粉丝提供了终极的刻奇 体验——在死后成为名人的邻居。粉丝即使死后也要和名人在一起的欲望,进一步突显了名人文化的独特诱惑力。在名人的葬礼上,常常可见粉丝拿走花圈上的花朵和留言条,甚至取走一捧墓地泥土作为遗物。著名影星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诗人狄兰·托马斯(DylanThomas)、希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摇滚歌星巴迪·霍里(Buddy Holly)和吉姆·莫里森(JimMorrison)的墓碑统统被人偷走了。  
 
盗墓甚至还成了名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1876年,由于林肯对于美国民族所闪耀的神圣意义,导致有人来到他在伊利诺依州春田市橡树岭公墓的安息地,试图盗走他的遗体。一帮不法分子策划了一个阴谋,企图用林肯的遗体作为筹码,说服伊利诺依州释放一个在押囚犯。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得逞。但由于担心类似的盗墓事件再次发生,当局将棺材从石椁中挪出,转移到了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此后的11年间,那些向林肯墓地致敬的游客实际上看到的是一座空穴。这在不经意间展示了一个核心洞见,道出了名人的真正本质,即外表是至关重要的。1886年,林肯的遗体被葬入一座新的墓穴。但当人们发现纪念碑站立不稳时,只好再次将棺材转移。林肯总统的儿子,罗伯特·林肯,决意不再让州政府官员和盗墓者移动他父亲的遗体。他在芝加哥实业大亨乔治·普尔曼(George M. Pullman)的葬礼上看到了一种新设计:在棺材周围筑起一个铁笼并浇满水泥。1901年,林肯被再次埋葬,这一次他被罩上了钢筋水泥。  奇特的是,名人文化中也有类似的遗骸诡异移动的事件。1978年,查理·卓别林的遗体被人从瑞士的维威墓地盗走,在这起非同寻常的名人“死后绑架”案中,绑匪开出了60万瑞士法郎的赎金的要求。警方最终捕获了所有共犯并找回了遗体。  
 
在基督教里,面包和酒象征着基督的身体。领受圣餐象征着在尘世中分享基督的身体,在现实中证实至高的造物主。在名人文化中,播撒骨灰是与之类似的(尽管是世俗的)分享仪式。人们将利物浦足球俱乐部前主帅比尔·香克利(Bill Shankly)的骨灰洒在了利物浦的主场、安菲尔德球场的草坪上。这既象征着他在球迷心中神一样的地位,也象征着与其统帅相连的价值观和成功的延续感。将球星的骨灰洒在与他们密切相关的体育馆周围,现已成为一种普遍做法。  
 
有趣的是,名人与道德提升没有什么道德联系。臭名同样让公众着迷。比如,美国连环杀手杰弗瑞·达默(Jeffrey Dahmer)的受害人家属,计划拍卖他折磨被害人的工具,并平分拍卖所得。尽管他们的计划流产,但公众对这些物品显示出了相当大的购买兴趣。在英国,出售格洛斯特市克伦威尔街25号的计划,也引发了类似的争议。正是在这个被称为“恐怖之宅”的地方,连环杀手韦斯特夫妇(Fred and Rosemary West)折磨、杀死了他们的受害人。争议的起因是有商业机构想将这个地方变成一座博物馆,提醒公众防范罪犯的恶魔般诡计。地方议会最后决定拆掉这座房屋。房屋的砖块、木料和灰泥都被秘密地处理,以阻止那些可怕的纪念品收藏人。  
 
四、圣多马效应  
 
“多疑的多马”一词源自有关圣多马的圣经故事。当基督在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时,多马对其存在表示激烈怀疑,直到他在基督身上触摸到十字架上的伤口。圣多马效应指的是那种为了确认欲望对象的真实性,而接近、触摸和拍照欲望对象的强迫性心理。粉丝对名人的跟踪、暴力袭击,或着魔地积攒名人遗物的行为,都是圣多马效应的体现。与名人建立起来的想象性亲密关系,转化为不顾一切地触摸名人、占有名人的祖传物或其他废弃物品的欲望。圣多马效应所激起的欲望强度,有可能导致粉丝丧失自控能力,让名人和粉丝都处于险境。  
 
许多粉丝确认名人物品的真实性的强烈关切,是与他们占有名人的抽象欲望成正比的。名人是捉摸不定、难以接近的。名人物品却与之相反,它们是可以被占有和珍藏的。但只有那些物品与名人的关系得到证实,它们才是值得拥有的。如果粉丝无法与抽象欲望的化身(名人)融为一体,这些无生命的物品至少能让粉丝体会到最近似于占有名人的滋味。  
 
五、名人与死亡  
 
那些涌向雅园(猫王生前的居所和死后的墓地)的朝圣者们,与其说在纪念一位死去的上帝,不如说是在宣布流行文化中一位活着的世俗神祇的在场。许多粉丝认为猫王是假死,目的是摆脱名人文化的干扰。即便是那些接受他死亡的事实的人,也将他看做是一种鲜活的文化存在。  
 
相反,约翰·列侬的死亡对于歌迷或媒体来说都是毫无争议的。即便如此,他在千百万人心目中仍然是一位超人的、具有激励作用的人物。列侬本人当然也意识到了名人在流行文化中的超凡力量。他在1960年代的评论——披头士乐队比耶稣基督更受欢迎——引起媒体的一片哗然,并导致美国的某些宗教团体当众焚烧披头士的唱片。但列侬所言或许并非妄语。如宗教一样,披头士的音乐在1960年代似乎言说了那些不可言说之物。  
 
列侬显然觉得他的名气令人难以招架。他在《约翰和洋子的歌谣》的歌词中写道:“事态的发展将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暗示他正饱受基督情结(Christ complex)之苦。他在1970年代未经周密思考就介入政治,说明他是在有意识地试图拯救世界。列侬从利物浦的一个工人阶级子弟成长为1960和1970年代的流行巨星的历程,与诞生在路边旅馆的马槽却最终成为“世界之光”的基督,岂非有异曲同工之妙?列侬1980年死于一个疯狂的歌迷之手,他的这种死法不也暗中呼应了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在部分人看来,二者之间的精神类比是不容置疑的。如果说列侬有时候把自己呈现为一个弥赛亚式的人物,他对名人荒谬性的意识和叛逆不恭的态度却几乎总是让这副救世的公众“面孔”大打折扣。尽管列侬具有传奇般的煽动观众的集体欢腾的能力,但他的世俗性是不言而喻的。用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列侬或许将观众引入了上天和下界,但他本人却是属于大地的。  
 
转自“阅读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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